激浊扬清在云南第一集_激浊扬清在云南第一集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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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浊扬清在云南第一集的今日更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更新，更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今天，我将和大家探讨关于激浊扬清在云南第一集的今日更新，让我们一起探讨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1.在记者节上的讲话

2.明代官制

3.谁介绍一下康亲王杰书的生平事迹？

4.史量才出生于哪里

5.感激士的引证解释感激士的引证解释是什么

在记者节上的讲话

        在记者节上的讲话

       　新闻工作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是值得我们执着一生而追求的事业，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到来了，如下为在记者节上的讲话，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一：在记者节上的讲话

       　柴静曾言：“我打破沉默的方法就是忘记自己，去倾听他人心底的沉默。”稚嫩的青春在岁月跳动的音符下谱写成了动人的乐章。三年的高中生涯，校园记者身份随着高考告一段落，四年的大学路程，我再次选择担当校园记者的使命。行色匆匆的过往，我驻足，因为你。因为你，我走在行色匆匆的路上。

       　奔波与劳累，泪水与汗水，快乐与感动并存，我这么形容记者。赶在最前沿的是那不曾停留的脚步，定格瞬间的温暖是那不曾懈怠的眼眸。记得刚加入大学校园记者行列时，被枪毙的稿子比发表出来得多。那时候虽有点挫败感，但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能轻易放弃。于是，我开始泡图书馆，借新闻理论书籍和新闻报刊来看，加上老师的指导和学长学姐传授的经验，我发现写稿轻松多了。我想我们都该怀揣一份上进的心，只要愿意做，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个人变优秀。我告诉自己，要在大学各个方面完善自己，坚持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我相信：只要努力，成功总会来敲门的。表彰会上，我手捧的荣誉证书证明了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你不会明白，当那一篇篇富有新闻价值的文章，当那夜以继日的奋笔疾书写出的稿子获得读者的好评时，所有的艰辛和委屈都在这一刻轰然倒塌，就像十月怀胎的母亲，在婴儿啼哭的一霎那变得自豪与喜悦。如果没有成为一名记者，你永远不会懂得刻骨铭心远比置身事外更快乐。

       　忽然想起，有人说过的一句话“记者就是记着”。没有人会忘记，没有人会被忘记。曾经的我，以为食堂打饭的是被瞧不起的人，扫垃圾的是庸俗无知的人。直至成为一名记者后，我承认，我对曾经的自以为是感到悲哀。

       　如果没有去深入那些大学校园里默默奉献的人们，我永远不会懂得，何为平凡中的伟大。依稀记得，大雨中那个抢修道路的后勤员工，浸透的衣裳、佝偻的身影、沾满泥巴的脸庞，在刺骨的寒风中坚定地工作着。那一刻，泪水蜂拥而出，所有的在场记者无不为之动容。我在想，这是谁的父亲，这又是谁的丈夫，默默的情怀，默默的奉献，寻常的岗位，无怨的坚守，如此负责任的男人，内心是有多么的强大。我在路上，一路行走，一路感动……

       　有一句话说得好，“当你看不到我们的时候，我和新闻在路上;当你看到我们的时候，我和新闻在纸上。”选择记者工作，就是选择奔波;选择了记者，就选择了忙碌。纵使前方的一路荆棘一路困难，又能怎样?自己选择的路，哪怕跪着，也要走完。有人说，真正的记者都有着孤独的灵魂，柴静亦说过：“孤独是人的骨头”。但孤独何尝不是善于孤独者的一笔精神财富呢?深夜追踪的报道，马不停蹄的对焦，灯下疾书的思考，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的孤独，那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坚守。正如有人言“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在某个地方，隐藏着一口井……”记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希望。用反映世界变化，用笔头书写人生百态，纵然灵魂孤独但亦是是一种高贵，那是一种深刻的美，更是一种孤独的美。

       　尘在外，心在内，路在脚下，心在前方。选择了记者，就把自己交给了文字和镜头的灵魂，如影随形，不怨不悔，不退缩。不论是世俗的批判和讽刺还是赞扬与迎合，我们会变得更加勇敢，用心做自己应该做的，也会慢慢变得更加坚强，在风中站得更稳，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哪里有事件，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哪里有故事，哪里就有我们的聆听，因为我们都是真诚的记者。

       　诚如著名记者郭超人所说，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是非屈直，笔下有毁誉忠奸”。每个记者的身上都应该流淌着责任者的热血，如果连血液都病变或者缺失，那记者的身份也就随之灭亡了，所以，作为一名记者，我们都要是一个勇敢的责任者，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责任者。

       　走在新闻的路上，徘徊在爱与痛的边缘。我知道，我不会放弃。人的一生，能把兴趣与理想完美结合起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我想，若干年以后，当我坐在长长的板凳上，静静的，吹着海风，回想过去、回首生命旅程，看着自己走过的一路风景，做了意义深刻的事情，我便无愧于记者的称谓，所以，我是快乐的，我是无悔的，我是幸福的。

篇二：在记者节上的讲话

       　静悄悄的，记者节又到了。

       　由于自己和然然一起感冒，今天看到“小二读帖：中国记者也有节”才知道11月8日是连半天假也不放的“记者节”。为此，国内云南26家媒体“宣誓承诺放弃‘灰暗新闻’”：“做负责任媒体，让新闻更加温暖、更加阳光、更加有力量”。这当然是个好的方向，媒体、记者，一向有“社会良心、无冕之王”等等的称号，他们若能更清楚的认清自身责任、勇于负起责任，而不是随波逐流和唯利是图，当然是社会与民众之福。

       　另一方面，记者节不仅需要强调责任，更需要强调权利而不仅仅是福利。我们至今还时常听到记者挨打、被防、被限制、被传唤、被诬告等等的新闻。在这样的新闻舆论环境下，如果记者的采访权、知情权、人身权利还得不到足够保障的话，又如何保证公众可能得到真相和阳光呢?

       　记者是观察者，报道者，也是记录者。每逢重大的事件，都有记者在场。此时，记者就成为见证者和记录者，扮演着古代史官的角色。

       　伍皓：“做负责任媒体”

       　做负责任媒体，首先是要对新闻负责;一定要对公众负责;归根结底是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目的是为了重塑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建立在“负责任媒体”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在追求公开、透明、阳光、开放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记得《南方周末》上刊载过一篇文章，讲述新闻与历史的关系。文章认为，历史是古代的新闻，而新闻是当代的历史。这一番话，是值得反复引用的。我一直认为，记者应该学习历史，以加强对事件的整体把握，加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历史学家也应该关注时事，以便给材料注入生命。历史与现实，是可以相互对照的。

       　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今天的时事，就是明天的历史。在中国，我们既不能够准确地报道时事，也不善于经常地回顾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既没有新闻，也没有历史。于是，我们沉溺在不断进步的幻觉之中，却走在老路上面。我们自以为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却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三次直至很多次。我们天天在觉悟，结果却是被新的石头再绊倒很多次。

       　刘松萝曾说：中国的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就是在缺乏报道，缺乏记录并且缺乏对旧闻的回顾的社会条件下日甚一日，直到积重难返。

       　因此，中国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冷静地观察时事，把事件客观地报道出来，准确地记录下来。在重要的时刻，他们又能够把历史记录拿出来以供社会对照之用。当社会沉沦的`时候，他们的是非标准不随着社会沉沦。当社会扭曲的时候，他们的记录不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当社会选择遗忘的时候，当社会在娱乐中醉生梦死的时候，他们应该记住那些有可能让自己，让权贵，让大众不快乐的事情。记者和学者，当然应该是肩负这种使命的人。

       　我不埋怨大众。大众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有权利只考虑眼前的事情。同时，应该有人去考虑长远一些的问题。这是一种社会分工，与精英和民粹没有太大的关联。有些人的虚名，或者因为虚名而产生的实利，就应该来自他们考虑了大众没有考虑的问题，承担了大众没有承担的精神痛苦。

       　假如有人不愿再承担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可以选择退却，让新来者承担这一社会角色。但是，假如有人不愿意承担痛苦和风险，却仍然以记者和学者自居，这就是在欺世盗名了。至于那些歪曲事实，模糊逻辑，倡导遗忘，麻痹社会，降低社会肌体的疼痛感的人，应该被称为记者和学者中的败类。

       　把事件记录下来，这是一种无奈，是我们在有些时候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同时我相信，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呐喊》的自序里，鲁迅先生记录了现在已经被熟知的他与钱玄同先生的对话。

       　鲁迅：“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看似无望的时候，愿意沉睡的人继续沉睡吧。不愿意睡或者睡不着的人们，不妨加入记录者的行列。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社会的记录者正在增加。以前，我们听说过有神话般的西方记者，他们周游世界，又能够随时把文字和传到报社，在报刊上发表出来。今天，这已经我们成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了。唯一的不同，就是大多数人只能在网上发表。可以说，每一位网上作者，都是广义上的记者。很多新闻，就是由他们提供的。

       　更值得庆幸的是，网上的报道和记录已经起到了作用。都得到了社会的关注，有些还得到了应有的处理。

       　刘松萝曾在《天价和地王：我们无能为力，不过可以记录下来》中说：“我们无能为力，不过可以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我们要记住：是谁在操纵房价，谁在放松监管，又有哪些专家在为财阀张目。一句话，是谁在祸国殃民。我坚信，报应会来到的。”此外，假如我们把看到的暴力拆迁记录下来，把市政工程中的腐败现象记录下来，把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中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记录下来，就可以形成威慑的力量，就可以推动中国的进步。

       　写作本文的时候，我看到了《南方都市报》的社论，《记者：观察者、记录者、参与者、改造者》。在此，向《南方都市报》致敬。

       　我们是社会的记录者。我们拒绝强权，拒绝遗忘，拒绝商业霸权，拒绝泛娱乐化，力求为社会，为后人留下真实的记录。我知道，还有很多网络关注的事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事件甚至在网络上无法讨论。但我坚信，只要有人还在记录，中国就有希望。

篇三：在记者节上的讲话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对记者这一职业的最好写照。一直以来，记者这一称谓在许多人眼中充满着神圣，“无冕之王”也因此叫了多年。做为一名记者，需要努力学习，努力探索，勤于思考，永不停歇。做到这些，必将伴随着苦累，伴随着牺牲，伴随着放弃。可是，记者的责任在此，选择了这一行，就应无怨无悔。当完成一篇篇报道任务时，当为广大读者奉献出精美的精神食粮时，我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也会为自己的付出而骄傲。不断加强业务修养，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是每位记者毕生的追求。

       　记者，苦累和快乐并行。

       　又是中国记者节。中国社会日新月异，今年有别于去年，去年不同于前年。但是对记者而言，更多的没有变：它的使命依旧、责任依旧、信念依旧、光荣依旧，它的处境依旧。

       　时代要求记者用平常心做非常事，要有政治家的眼光、思想家的头脑、社会活动家的能量、作家的文采、运动员的体魄、农民对土地执着追求的热情，所谓“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纪律严”。

       　其实，记者首先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才是记者，他们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同样有血、有肉、有感情，同样有自己的酸甜苦辣，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我想，记者应该比普通人多了一份责任感和正义感，多了一双洞察社会和世态的冷眼，多了一腔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热血，愿社会了解记者、理解记者、支持记者。其实记者的世界用“春夏秋冬”比喻再恰当不过。

篇四：在记者节上的讲话

       　记者节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日子，作为记者的我都在忙碌着。来不及好好回味，来不及好好庆祝。其实，不仅这个日子，一年到头，我都在忙碌，忙找新闻线索，忙采访，忙写稿。因为忙碌，我常常被家人埋怨;因为忙碌，我常常扫了好友的兴致。十年了，从事记者这一行整整十年了，“忙碌”与我相伴。然而，我却深深地爱着这种“忙碌”。因为这种“忙碌”，我的生活缤纷而多彩;因为这种“忙碌”，我的人生充实而快乐。

       　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我们忙碌的身影。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百年奥运，神七升空，冰雪、地震之灾……每一个重大事件，我们的记者都战斗在一线。虽然这些事件现场离我们云浮很遥远，但是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依然“忙碌”。我们已经数不清多少次采访归来连夜赶稿，多少次加班;为了一句话、一张、一个版面、一个创意，我们采编人员反复琢磨、反复讨论。永远无法忘记“5·12”这个沉痛的日子。灾情发生后，全国各地都有记者奔赴现场，战斗在第一线。虽然我没有去现场采访，但我们也在本地忙碌地采访报道有关这个事件的新闻。难忘5月20日晚上8点我市举行的赈灾义演募捐晚会，天空突然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可我们记者仍然坚守在现场采访，把最感人的故事与场景记录下来。晚会结束后已经10点多了，我们来不及回家换淋湿的衣服就加班加点赶稿。忙完已经是凌晨了。这种“忙碌”是辛苦的。可当我们把最感人的事迹写出来刊登在报纸上，当读者深受感动而主动到红十字会捐款捐物时，再辛苦的“忙碌”也是幸福的。

       　《中国经济时报》名记王克勤曾说过“扎扎实实的调查采访永远是记者之第一要务，好作品是跑出来的。”“跑”不仅意味着付出体力，担当风险，还要牺牲许多休息与玩乐的时间去思考、去写作。别人在家吃饭的时候，我常常还在单位的电脑前敲打着键盘;当我回到家吃饭时，常常是别人优哉游哉散步或在灯红酒绿前轻歌曼舞了。当人们进入梦乡时，我常常还在挑灯夜战，有时为了赶稿常常熬到三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

       　有一句话说得好——“当你看不到我们的时候，我和新闻在路上;当你看到我们的时候，我和新闻在纸上。”路上奔波的疲惫之苦算得了什么?路上担当的风险又算得了什么?选择记者工作，就是选择奔波;选择了记者，就选择了忙碌。

       　我深深地爱着这种“忙碌”。无论前方的路有多少荆棘，我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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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制

广州市旅游景点如下：

       1、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

       集旅游景点、酒店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是国家级AAAAA景区，接待过众多名人，获得过多项荣誉。

       2、白云山：

       位于广州市北部，是南粤名山之一，登山山顶可遥望珠江，是有名的风景圣地。

       3、广州塔：

       昵称小蛮腰，位于中国广州市海珠区（艺洲岛）赤岗塔附近，是广州的标志性地理建筑。

       4、华南植物园：

       位于市北郊约八公里处，面积广阔，植物众多，是中国科学院四大植物园之一，被誉为“热带亚热带植物博物馆”，是假期旅游的好地方。

谁介绍一下康亲王杰书的生平事迹？

       一、三公三孤

        明代中枢政务机构初期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元代仅置三公，未有三孤。惠帝、成祖时，曾一度废公、孤官，至仁宗时复置。《明会要·职官一》引《弇山集》说：

        建文、永乐间，罢公、孤官，仁宗即位，授张辅太师、沐晟太傅、陈懋太保；蹇义进少师、杨士奇进少傅、夏原吉进少保。於是公、孤立官备。

        公、孤为皇帝之辅佐官，职位崇高。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在宣宗时犹受恩宠。《昭代典则》载明宣宗赐玺书说：

        古者，师保之职，论道经邦，不烦以政。少师义、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荣，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发危齿，尚令典烦剧，兼有司之事，非所以优之也。其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治理，共宁邦家。其勋阶爵禄并如故。

        自蹇义等以后，公、孤立官无专授，实际上是一种虚衔。中期以后，成为勋戚及文武大臣之加官、赠官。而文臣无生加三公之例，惟死后赠之。万历年间，张居正为太师，实掌朝政，这是特例。

        二、废中书设内阁

        明代初年，在中央设立中书省，有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随后，朱元璋又对中央统治机构进行了改革。当时中书省大权掌握在左丞相胡惟庸等人手中。他们作威作福，独断专横，“生杀黜陟”，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执行。《明史·太祖纪》载，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曾“命奏事毋关白（告知）中书省”。这显然是裁抑中书省权力的一个措施。但胡惟庸等人却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组织党羽，在外招集军马，并派人勾结倭寇，又向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称臣，请兵为外应，阴谋武装政变。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等人，并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明太祖实录》卷129载：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已亥，胡惟庸等既诛，上谕文武百官曰：“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

        洪武十三年九月，朱元璋置“四辅官”，以协赞政事，均调四时。《通纪》载：

        九月丙午，置四辅官，以耆儒王本、杜佑、袭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摄之，位列都督之次。敕以协赞政事，均调四时。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旸时若，验其称职与否。

        不久废去四辅官，并於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设内阁於殿廷，以大学士担任顾问兼秘书的职务。《昭代典则》说：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丙午，初置大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典籍吴沈为东阁大学士，使侍左右备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召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以辅导太子。

        本来，内阁既非官署官，也非职官名。开始只是简任文臣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务。这些人原官的品秩低，不兼部务，也无官属，不能直接指挥行政，与东汉的尚书、唐代的翰林学士性质略同。久而久之，这些人逐渐升迁，并有了正式的办事处所，大学士本身品秩只有五品，但其所迁任的官往往以至尚书、侍郎，或有加衔至于“三公”者。这样，内阁的地位才逐渐提高。明成祖以后，大学士开始参预机务。《词林典故》说：

        永乐初，命编修等官，於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内阁，渐升大学士诸职。仁宗或加师、保及尚书、侍郎、卿，仍兼学士、大学士衔。自后因之，称内阁大学士。凡大学士加三师，则为一品；加尚书，二品；侍郎，三品；若未加升而只系大学士者，则仍正五品。

        仁宗以后，阁臣之权加重，至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大学士的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上。这时，内阁就类似于唐代的中书门下省了。唐代中书门下省官员互称阁老，明代大学士一般也称阁老。内阁大学士虽然表面位尊而权重，但是独立发挥其权力的机会却甚少，因其内受制于宦官，外则用人之权集中於吏、兵两部。《明史·职官志》说：

        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取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

        由此可见，若以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具有宰相的权力，那是不恰当的。

        三、六部

        明代中枢六部初置于洪武元年，各部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隶中书省统辖，分理国家诸事，其职至重。《昭代典则》说：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丁丑，始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仍隶中书省。帝（太祖）召六部尚书入见奉天殿，谕曰：“朕肇基江左，军务方殷，官制未备。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至为要职。凡诸政务，宜悉心经理，或有乖违，患及天下，不可不慎。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定六部具体职掌，并於岁终进行考绩，分其优劣，以行黜陟。六部官员相对稳定，不得轻易调动，凡有劳绩者，则在本部升用。自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罢中书省后，即升六部品秩：尚书为正二品（建文中曾一度提为正一品，永乐时复旧），侍郎正三品，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

        六部尚书、侍郎都是堂官，由皇帝直接领导，其中吏部尤为重要，因为官吏的除授都必须经过吏部。明朝的首任吏部尚书为滕毅，樊鲁璞、汪河分任左、右侍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吏部分三个属部，即总部，司勋部，考功部；十三年（公元1380年），增司封。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改总部为选部。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改定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个清吏司。每司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

        首任户部尚书为杨思义。刘诚、杭琪分任左、右侍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户部分设五科，即一科、二科、三科、四科、总科。每科设郎中、员外郎各2人，主事5人。十三年（公元1380年），分四个属部，即总部、度支部、金部、仓部。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改总部为民部，次年，又分四部为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十二部，每部仍分民、度、金、仓四科。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改十二部为十二清吏司，各设郎中1人，员外郎1人，主事2人。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改北平司为北京司。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废北京司，设云南、贵州、交阯三个清吏司，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罢交阯司，定为十三司。户部十三司，自明孝宗弘治以来，以公署不大，只留郎中1人治事。员外郎、主事只能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实际都只挂名。郎中一人无法管事，只好委任基层吏胥，以致弊端百出。至神宗万历时，王国光任户部尚书，始令每司吏员尽入署治事，司中职业才得修举。户部另有一些直辖机构，如宝钞提举司、印钞局、广盈库、军储仓等。

        礼部首任尚书为钱用壬、侍郎为世家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分四属部，即总部、祠部、膳部、主客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定每属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1人。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改总部为仪部。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改为仪制、祠祭、精膳、主客四个清吏司，另辖铸印局，局设大使1人，副使2人。

        兵部的首任尚书为陈亮，侍郎为朱珍。洪武六年，分三个属部，即总部、驾部、职方部。洪武十三年再增库部，二十二年改总部为司马部。二十九年改为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司。每司设郎中、员外郎各1人，主事2人。另辖会同馆，大通关等机构，各设大使和副使。

        刑部的首任尚书为周桢，侍郎为盛元辅，张仁。明太祖即位初期，用法太严，周桢任尚书时，始定律令，使吏士有法循守。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刑部分为四个属部，即总部、比部、都官部、司门部。八年（公元1375年），增设四科，分属于四部。部设郎中、员外郎各1人。总部、比部主事各4人，都官，司门主事各2人。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改总部为宪部，二十三年，分四部为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十二部。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改为十二清吏司，设郎中、员外郎各1人，主事2人，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除北平司，增置云南、贵州、交阯三司。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革交阯司，遂定为十三个清吏司。

        工部的首任尚书为单安仁，侍郎为张允文和杨翼。洪武六年，分四个属部，即总部、虞部、水部、屯田部。八年增立四科。十三年，以屯田部为屯部。二十二年，改总部为营部。二十九年，定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个清吏司。设郎中、员外郎、立事各1人，另辖宝源局、军器局等。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改南京为留都。南京除了没有皇帝之外，其他各种官僚机构的设置完全和北京一样。南京所设立之六部称“南六部”，虽同有一套职官，但多安置闲散退休或被排斥的官员，其职权远不如北京六部。所以，南京各官自成一种势力，与北京明争暗斗，两京官员迭为消长，操纵朝局。这是明代的一种奇特现象。

        明代六部所属各清吏司之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司官，皆为实际任职之人，所以颇能上下其手，招降纳贿。

        明代六部尚书往往不拘定额，可以添差，故有道士而任礼部尚书，工头而任工部尚书的现象。

        四、都察院

        明代初年，沿元旧制，设御史台，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五月罢御史台。十五年改置都察院。这个机构为明代所创设的，与前代御史台之制不甚相同。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及浙江、江西、福建、四川、陕西、云南、河南、广西、广东、山西、山东、湖广、贵州等十三道监察御史共110人。都御史为台长，与六部平行，合称七卿。都御史之职，据《明史·职官志二》说：

        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期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可见明代都御史的权力很大，凡官吏之考察黜陟则会同吏部、重大刑狱则会同刑部与大理院。其他各官署则分属十三道监察御史稽察。监察御史充任的职务，远比前代繁重。据《明史·职官志二》所载：

        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在外巡按（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军，提督学校（两京各一人，万历末南京增设一人）。巡盐（两淮一人，两浙一人，长芦一人，河东一人），茶马（陕西）、巡漕、巡关、儹运、印马、屯田。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

        御史权重如此，所以选授也极慎重，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以后，规定御史必从进士及监生中有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明会要·职官五》引《三编》载：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召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至，问其出身，皆由进士及监生，惟洪秉等四人由吏。帝曰：“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通达治体者。”黜秉等为序班。诏：“自今勿复用吏。”明年冬，申谕吏部，著为令。

        御史之权既重，然处事若有差失，惩办也极严厉。据《世法录》记载，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五月，御史雷励误把良民判为徒罪。明太祖查获其事，责之曰：“朝廷能使顽恶慑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无所守。尔为御史，执法不平，何以激浊扬清，伸理冤枉？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论决，可以再生乎？”并命法司论雷励之罪，以示警戒。就连书写失误，也被认为不称职而一例治罪。据《梦余录》记载，宣德间，御史谢瑶在荐举文牍上误书被荐者姓氏，奏书上呈后，又自陈改正。宣宗谓吏部曰：“古人奏牍皆存敬慎，石庆书‘马’字缺点，惧及死。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便把谢瑶贬为交阯大蛮县知县。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宣宗又特谕都察院：“朝廷设风宪，所以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近年以来，未尽得人，妄逞威福，是非倒置，风纪废弛，令吏部：今后，初仕者不许铨除风宪。凡监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举，务要开具实行，移咨吏部，审察不谬，然后奏除。其后有犯赃及不称职，举者同罪”。可见有明一代，对御史官的选授和督察是甚为严格的。

        五、通政使司

        元代有四方献言详定司，后又置通政院，其职掌不相同。明代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三月，置察言司，以王文卿、原本两人为司令，掌受四方章奏，旋罢。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七月，置通政司，设通政使1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1人，正四品；誊黄右通政1人，正四品；左、右通议各1人，正五品。其属官有经历司经历1人，正七品；知事1人，正八品。《明史·职官志二》载：

        通政使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状奏闻。凡天下臣民实封入递，即于公厅启视，节写副本，然后奏闻。即五军、六部、都察院等衙门，有事关机密重大者，其入奏仍用本司印信。凡诸司公文，勘合辨验允当，编号注写，公文用“日照之记”，勘合用“验正之记”关防之。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有径自封进者则参驳。午朝则引奏臣民之言事者，有机密则不时入奏。有违误则籍而汇请。凡抄发，照驳诸司公移及勘合，讼牒，勾提件数，给繇人员，月终类奏，岁终通奏。凡议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必参预。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以曾秉正为首任通政使，刘仁为左通政使。上任之时明太祖晓谕说：“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毋隐蔽，当引见者毋留难”。可见明太祖对这个机构是相当重视的。

        通政使司是明代创设的，其职能似乎有类于南北朝的通事舍人、唐代的知匦使、宋代的合门使及通进银台司等机构之合并。在理论上是君主和臣下之间的一个联系机关，任何官署上奏事件都必须经由其手，所以居七卿之下的最高位次，有资格参预“廷推”。据《梦馀录》记载，通政司门下有一红牌，书云“奏事使”。持此牌可以直入内府，守卫官不得阻拦，这给通政使奏事提供了方便，下情能及时上达。通政司出纳王命，为朝廷之喉舌，其封奏皆自御前开拆，故奸臣有事即露，无幸免者。天顺（公元1457—1464年）以后，其作用虽稍减弱，但也为权奸所警戒。据《明史·严嵩传》载，嘉靖中，赵文华与严嵩结为父子，严嵩念“己过恶多，得私人在通政，劾疏至，可豫为计”。故以文华为通政使，及明中、晚期，通政司实际已被奸党所控制，通达下情之意，荡然无存了。清代君主直接受理奏章，通政使即变成闲曹，而其品秩却依然如旧。

        六、大理寺

        大理寺，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置，命李仕鲁为首任大理寺卿，正五品。置左右少卿，从五品；左右寺丞，正六品。十九年（公元1386年）置审刑司，共平庶狱。凡是大理寺所理之刑狱，审刑司均复详议之。为加强大理寺的权力，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升大理寺卿为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可见明太祖对这个执法机关是很重视的，据《明代典则》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六月，太祖把大理寺丞周志清提为卿，并说：“大理之卿，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胄。盖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寺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命也”。大理寺所掌为“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要做到“推情定法”，“刑必当罪”，使“狱以无冤”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大理寺官员选任之当否是非常重要的，据《梦余录》记载，宣德时，吏部尚书蹇义特为此事向宣宗上疏说：

        刑部都察院职典刑名，而大理寺尤专详谳。居是职者，必得其人。其官属，宜从堂上官精加考■，庸劣不称者黜之，贪婪苛刻者罪之，其有作奸犯科者，责令互相纠举。违者，一体论罪。

        蹇义奏疏所提出的原则实际上是无法实行的，尤其是明中期以后，大理寺之权竟落入“庸劣不称者”之手。以至刑狱不清，冤案四出。所以，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黄绾又上疏世宗：

        法司所以理刑名，至于大理寺职司参驳，关系尤重。凡任两寺官，非精律例，见出原问官之上，何以评其轻重，服其心乎？近见两寺官，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晓，即欲断按庶狱，未免有差。原问官因得指摘罅漏，借为口实，至于参驳。本寺亦不降心，辄逞雄辩，往复数次，淹累囚众，至不得已，将就允行。刑狱不清，职此之故①。

        由于用人不当，庸劣当权，不精律例，偏执己见，因而拷掠成狱，“捶死狱中”，论罪不当，“重囚称冤”者往往有之。但明代也有一些大理寺卿能公平理狱，执法不阿。如《明史·虞谦传》记载仁宗时，虞谦为大理寺卿、吕升为少卿，能“悉心奏当，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狱，谦等再四参复，必求其平，尝语人曰：‘彼无憾，斯我无憾矣’。”又《明史·马森传》载，马森为大理卿，屡驳疑狱，与刑部尚书郑晓、都御史周廷称为“三平”。但大理寺卿有时也受到权臣的制约，不能公正治狱，《明史·王用汲传》载，万历时，王用汲为大理少卿，遇法司议胡槚、龙宗武杀吴仕期案，定胡、龙二案犯谪戍。用汲认为量刑不公，驳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盖谓如上文‘罪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之律也。仕期之死，槚非主使者乎？宗武非听上司主使者乎？今仅谪戍，不知所遵何律也？”神宗欲从用汲之言，可是阁臣申时行等则认为仕期自毙，宜减等。这个依法本该判处死刑的案犯，就以谪戍从轻发落，可见在封建社会，正直的刑官往往不能维护法律尊严的。

        明代的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为“三法司”，国家的重大案件，常由“三法司”会审。但是中期以后，大理寺执法之权被夺，实际上只能核阅案卷而已。

        七、詹事府

        洪武初年，置大本堂以藏古今图籍，召四方名儒训导太子、亲王。不久，太子居于文华堂，诸儒轮班侍从，又选才俊之士入充伴读。当时，东宫官属除了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宾客以外，还有左右詹事、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同知左右率府事、左右率府副使、谕德、赞善大夫，都以勋旧大臣兼领其职。又有文学、中舍、正字、侍正、洗马、庶子及赞读等官。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定左、右春坊官，各置庶子、谕德、中允、赞善、司直郎，又各设大学士。随即又定司经局官，设洗马、校书、正字。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因属官太多而无所统率，才设詹事院以总之。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改名詹事府，置詹事1人（正三品），少詹事2人（正四品），府丞2人（正六品）。主簿厅主簿1人（从七品），录事2人（正九品），通事舍人2人。左春坊：职官有大学士（正五品）、左庶子（正五品）、左谕德（从五品）各1人，左中允（正六品）、左赞善（从六品）、左司直郎（从六品，后不常设）各2人，左清纪郎1人（从八品，不常设），左司谏2人（从九品，不常设）。右春坊的官员设置如在春坊。司经局：设有洗马1人（从五品）、校书（正九品）、正字（从九品）各2人。

        詹事掌统府、坊、局之政事，以辅导太子。少詹事为詹事之副贰。明太祖对太子的教育很重视，既不随便付之以重任，又特设一套较前代完备的东宫官，以训导太子。《明会要·职官七》引《明通纪》：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中书及都督府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帝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而从之。元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其类是与，岂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启闻，何必效彼作中书令乎？”乃令詹同考东宫官，设少师、少傅、少保、詹事、率府使、谕德、赞善，宾客等官。

        这表现了明太祖的卓见远识，詹事府官员对太子的影响最为直接，所以明太祖慎择其人，常以勋旧大臣兼领其职。据《明史·唐铎传》记载，初置詹事院，太祖对吏部说：“辅导太子，必择端重之士。三代保、傅，礼甚尊严。兵部尚书唐铎谨厚有德量，以为詹事，食尚书俸如故。”以后，凡东宫官缺，则命廷臣推举孝义笃行之京官兼任。英宗天顺（公元1457—1464年）以前，或尚书、侍郎、都御史兼任。宪宗成化（公元1465—1487年）以后，例以礼部尚书、侍郎由翰林出身者兼掌之，明太祖规定宫官由廷臣兼领，其谋虑是很深远的。据《洪武圣政记》载：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二月，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罢兼领之职，庶于辅导有所责成。帝曰：“古者不备其官，惟贤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谋，离间骨月（肉），其祸非细。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几无相构患”。

        这说明了明太祖规定“兼领”之制是接受了西汉巫蛊之祸的教训。宫官“兼领”就可预防廷臣与宫官相构，而生奸谋，“离间骨肉”。这是明太祖调节宫廷内部矛盾的重要措施。

        通事舍人掌东宫朝谒及辞见之礼。“凡廷臣朝贺，进笺进春、进历于太子，则引入而举案”。春坊大学士执掌太子向皇上奏请及讲读之事。洗马掌经史子集、制典、图书刊辑之事。凡天下图册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校书、正字为洗马之佐，掌缮写装潢并校正典籍之讹谬。

        明中期以后，詹事府成为翰林官迁转之阶，太子出阁的讲读之事都由其他官员充任，名实已不相符了。

        八、翰林院

        吴元年（公元1363年）五月，初置翰林国史院，设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名翰林院。洪武二年，置学士承旨，正三品，改学士为从三品，并增设待制（从五品），应奉（正七品），典籍（从八品）等官。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增设检阅（从九品）。洪武十四年，降翰林学士为正五品，并革除学士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等官。明初，翰林院官员都是荐举而入，而不从进士中选任。所以，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开科，状元吴伯宗只授员外郎，榜眼、探花仅授主事而已。至十八年（公元1385年），更定翰林品员，定进士一甲授修撰，二甲以下授编修、检讨，其品秩自学士五品以下至七品不等。据《明史·选举志》载，这年廷试后，一甲进士丁显等授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进士入翰林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此后，明太祖对翰林院的政治作用逐渐注意，据《明史·戴德彝传》载，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戴德彝为翰林院侍讲，太祖对他说：“翰林虽职文学，然既列禁近，凡国家政冶得失，民生利害，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崔群、李绛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当时，汝宜以古人自期”。

        惠帝建文初年，复置学士承旨，改侍讲、侍读两学士为文学博士，以方孝孺任之，参预机务，并置文翰、文史二馆。以文翰馆居侍讲，侍读，侍书，五经博士；文史馆居修撰，编修，检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授一甲3人为翰林修撰、编修，再于二甲选文学优等者杨相等50人及善书者汤流等10人为庶吉士。从此以后，庶吉士便成为翰林之专官。

        明代翰林院官员具有两重意义：其一，作为参预机务的内阁成员。内阁成员称大学士，因而内阁与翰林院为一而二，二而一的机构，这是清制只有翰林出身者才能入阁的由来。自明宪宗成化（公元1465——1487年）以后，不但内阁，就连六部长官也有定例以翰林官充任的。据《明史·职官志二》载：“其在六部，自成化时，周洪谟以后，礼部尚书、侍郎必由翰林，吏部两侍郎必有一由于翰林。其由翰林者，尚书则兼学士（六部皆然），侍郎则兼侍读、侍讲学士。其在詹事府暨坊、局官，视其品级，必带本院衔（詹事，少詹事带学士衔，庶子，谕德，中允，赞善则带侍讲、侍读学士以至于编修、检讨等衔）”。其二，明代的翰林院包括前代的秘书监、史馆、著作局、起居郎、舍人等职；因此，这些官名均已废除。事实上连这些官的职务也废除了，有时不过作为装点门面而已。

        明代的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其职位颇为清要。《明史·职官志二》说：“大政事、大典礼，集诸臣会议，则与诸司参决其可否，车驾幸太学听讲，凡郊祀、庆成诸宴，则学士侍坐於四品京卿上”。因其常在帝侧，“备天子顾问”，

史量才出生于哪里

       康亲王杰书

       康亲王杰书，礼亲王代善孙。与电视剧《鹿鼎记》中的康亲王不同，杰书并不是趋炎附势，碌碌无为之辈。杰书在顺治年间就已被晋升为亲王。而他的成名作却出现在康熙年间。 随着吴三桂和耿精忠的叛乱，康熙皇帝急需在亲族中找一位智勇双全的亲王领兵作战。安亲王岳乐，不仅威望高，而且身经百战，是首选之人。但面对从云南和福建两路杀来的叛军，仅岳乐一人恐怕不能兼顾，这样，康亲王杰书就脱颖而出，被封为奉命大将军，率师讨伐耿精忠。

       战斗一经打响，康亲王的大智大勇便显露了出来。清军在他的指挥下屡战屡胜，收复了很多州县。康熙十五年，清军在移师途中，遭到伏击，与叛军展开了白刃战。杰书此时正在军中，他的大旗被敌人的火器打烂了，炮弹不断在他身边爆炸，亲兵从附近破庙中拆来了门板，为杰书遮挡。但杰书毫不畏惧，指挥作战谈笑自若，使士兵深受鼓舞，大败叛军。不久，耿精忠无力低档清兵的攻势，被迫投降。 但是，东南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台湾的郑锦还盘踞在金门、厦门一带。康亲王马不停蹄，协百战之师横扫金、厦，将郑锦残军赶回了台湾，彻底平定了东南各地。杰书凯旋之时，康熙帝亲自到卢沟桥迎接，荣誉达到极点。

       康熙三十九年，康亲王杰书病逝。康亲王靠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平定了耿精忠的叛乱，使大清得以继续稳定的发展下去。康亲王的丰功伟绩无愧于清代六大亲王的美誉。

       老太后威慑康亲王 贼鳌拜笑饮玉楼倾

       就在鳌拜聚集一班同党，进府密谋，要除掉苏克萨哈，为进一步篡权扫清道路的时候，康熙皇帝秘密召见了议政王杰书。这天上午，太监张万强来到议政王府邸，说是传旨吧，却又不许声张，也不让排香案，只站着说了句：“奉旨，着议政王杰书至毓庆宫议事，钦此！”说完，茶也不吃打马而去。

       杰书怀中揣了个兔子，急急赶到毓庆宫，张万强满面笑容地迎接他。刚踏进殿门他就愣住了，只见康熙腰悬宝剑，坐在东边，身后侍立一男一女。男的是新进五等御前侍卫魏东亭；女的手执如意，面容肃穆，她就是苏麻喇姑。抬头仰视，更是吃了一惊，上面御榻上盘膝端坐的，竟是太皇太后博尔吉特！

       杰书诚惶诚恐地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口称：“奴才杰书奉诏觐见！”太皇太后手一摆说道：“他七叔，请起来说话！”

       早有张万强搬过一张矮脚踏子来，杰书斜欠着身子坐了。偌大的殿中只有这三个人对坐，说话的声音嗡嗡发响，像瓮中一样。

       康熙打破沉寂，一语便是石破天惊：“七叔，鳌拜擅权乱国，已到无可容忍的地步，你知道吗？”

       杰书抬起头来，见康熙正盯着这边，旁边的苏麻喇姑目光灼灼，魏东亭也在斜视着自己，忙低头答道：“奴才知道。”

       太皇太后开口说道：“太宗皇帝在时，常常夸你，说你素来忠心耿耿，先皇帝设这个议政王，就是怕有人起坏心，没人能弹压得住，我们孤儿寡母的受人欺负。刚才听说索尼已经归天。他一死，鳌拜便越发没了王法。康熙已亲政一年多了，他仍不还政。眼下这样子，先前谁能料得到啊！”说到这里，太皇太后语调低沉了，“现在南方还在打仗，台湾还在郑成功爷儿们手里，北边有个罗刹国，也欺负我们。咱们朝廷里，鳌拜这样子，臣不臣，君不君的，成个什么样子！”说着目光一闪，盯了杰书一眼。

       康熙突然插话道：“所以，朕请你来议一件大事。朕要罢了鳌拜，革掉他的兵权！”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停下不说了。

       杰书沉思片刻，忽然跪下启奏道：“鳌拜桀骜不驯，举朝皆知，的确应该严惩。但他现掌兵部，领侍卫内大臣，辖巡防衙门，况且大内侍卫多是他的人，万一事有不测，反而贻害皇上，这是不可不虑的。”

       “所以才找你来！”太皇太后接过话头，“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杀鳌拜的办法，只是顾念老臣，不愿轻易下手罢了！”

       站在康熙身后的苏麻喇姑忽然对着杰书说：“王爷，您刚才说的是一面之辞！这个脓包儿现在不挤，将来怕就更难收拾！鳌中堂过去是有功之臣，但他现在恃功欺君，无法无天。您说他有实权这谁都知道，但他四面树敌，朝野上下人心丧尽，都恨不能食其肉而寝其皮！只要筹划得当，除掉他也非难事。何况主子并不想难为他，只是给他换个位置而已。”

       杰书知道，一个宫女敢在这种场合如此大胆地议论肯定事前已得到太皇太后和康熙允准，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心下也十分赞佩：“嗯，这个苏麻喇姑果真名不虚传！”

       他正在沉吟，又听太皇太后在上头说道：“他七叔，你很为难是真的，我们祖孙都知道，但这事势在必行，不然我们总有一天会被人家逼迫着唱逼宫戏的，谁来做定国王呢？”

       杰书一听，啊，太皇太后这话可就有分量了，这是相当明显的暗示，事成之后，我的王位可以”世袭罔替”，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想到此，心里忽然一热，叩头说道：“拿掉鳌拜以何事为由，还祈太皇太后和皇上明示，奴才当竭尽钝驽之力。”

       这等于是答应了。殿中气氛立时和缓了许多。康熙示意魏东亭，将苏克萨哈的折子递到杰书手中。杰书一字一句地默读了一遍朱批，顿时明白过来，忙将折子叠起，叩头道：“圣上明鉴，奴才已经懂了，二三日内即拜折弹奏！”

       拜辞下来，回到家中，杰书又犯愁了，弹劾并除掉鳌拜，这事关系重大，差事好接难办。正在枯坐愁城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家人走来，送上一副拜帖，恭敬地说：“王爷，鳌中堂和班布尔善大人来访。”杰书不由得心中一惊，刚说打鬼，鬼就来了，不行，现在不能见他。他端详了一下帖子，又递给家人说道：“原帖奉还。告诉鳌中堂，我身上不舒服，改日会吧。”

       一语未了，只听有人哈哈大笑：“王爷害的好病！是除奸除霸、忧国忧民的症候吧！哈哈哈……”说着，鳌拜一掀帘子走了进来。紧跟着班布尔善也笑嘻嘻地来到面前。他们给杰书请了个安，说道：“给七爷请安！小人略通医道，愿以金匮秘方，为亲王祛此病魔！”二人说着走至案前一揖便自坐了。

       杰书如同受到迅雷惊吓的孩子，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们，好半晌才回神来，解嘲地笑道：“昨日早朝，冒了风寒，确实身上不好。二位既然来了，班儿又通医道，就请为我一诊吧。”

       班布尔善还真的通些医道。他挨近身来，煞有介事地闭目沉思为杰书诊了脉象，起身笑道：“献丑了。七爷左尺滑而浮，主思虑恍惚，如坐舟中；左关滞而沉，主体乏无力，饮食不振；寸郁而结，主惊恐忧疑，夜梦凶险。据脉象看，当有这些症候。皆因七爷国事操劳，忧心太重之帮故。此症非药可医，总以静养为宜，淡泊食之，宁静修之，自然就痊愈了。”

       鳌拜在一旁笑着说：“对，对，对，这脉看得很透。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古圣贤皆莫能外。王爷何等明达，对此聊聊数语，岂不通晓？”

       杰书不能不承认，班布尔善断脉确实对，这些症候他全有。自鳌拜大闹朝堂，诛杀苏纳海等人后，他常常心悸不安，昨日受命本出无奈，更是五内翻腾，一夜也不曾合眼，现在班布尔善闪着狡黠的眼光报出这病来，加上鳌拜不阴不阳的双关语，不禁心头猛地一震：“糟，走风了！”口里却勉强笑道：“依鳌公之见，当如何宁静淡泊呢？”

       鳌拜没有马上答话，走至桌前拿起一只高脚银杯，指着一只玉瓶问道：“老夫酒渴，这里是什么酒？”杰书笑道：“这是御赐的四川名酒玉楼倾。”

       “玉楼倾？好名字！”鳌拜说着便自斟一杯品评着呷了一口笑道：“班大人，好酒，何妨也饮一杯。”说着饮完了，又斟上递给班布尔善，班布尔善仰头饮下，笑道：“好酒，可惜太烈了些。”又将酒杯双手奉还鳌拜。

       “不烈，玉楼怎会为此而倾呢？”鳌拜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银杯，一边又对杰书说道：“你问如何淡泊宁静？比如说苏克萨哈的案子，何妨你我同审，会衔而奏，王爷便可借此又得数日清闲，你看如何？”

       见鳌拜单刀直入，杰书心知一切计划均成泡影，苦笑一声说道：“看来鳌公已是胸有成竹了，不知打算怎么个审法呢？”

       鳌拜将银杯轻轻放在案头，脸色一沉说道：“我自然等问过后才好定下来———班布尔善大人，咱们坐的时候不小了，也该回去了，让王爷自个儿再好生想想。”说完，不等杰书醒过神来，便带了班布尔善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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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量才

       史量才（1880年1月2日—1934年11月13日），名家修，字量才，今南京市江宁区人，杰出的商人、报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近代中国出色的报业经营者。

       1912年任《申报》总经理。1934年11月13日，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中文名：史量才

       别名：史家修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南京

       出生日期：1880年1月2日

       逝世日期：1934年11月13日

       职业：报社经理

       毕业院校：杭州蚕学馆

       主要成就：《申报》总经理，报业大亨

       代表作品：《申报》

       人物生平

       史量才（1880—1934年），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报业经营者，作为上海的报业大王，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

       1899年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学习。曾在泗泾创办养正小学堂。蚕学馆毕业后，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后该校迁至苏州浒墅关）。同时，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参加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

       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议和期间，史量才又参加了南北议和的协商工作，并在上海海关清理处和松江盐务局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公职。

       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和政权的嬗变，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动军阀和流氓政客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真实。对政治感到十分的失望，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向新闻事业，试图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监督当局，激浊扬清。

       1912年，史量才与张謇、应德闳、赵凤昌等合资，以12万元购买了《申报》。《申报》由英国人美查创办于1872年，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久的一份报纸。1909年，美查回国，将该报卖给席裕福。由于经营不善，《申报》发行量仅7000多份，连年亏蚀，席氏不得不转手出售。

       接办《申报》后，史量才出任总经理。为了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受掣肘，1916年，他收购了合资人的股权，独家经营《申报》，为了改变《申报》经营欠佳的局面，史量才赢得了江浙资产阶级资金上的投入，同时起用张竹平、冯子培、王尧钦等管理人才，对《申报》逐步实行现代化、企业化管理。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开拓广告业务，从而大大增加了报纸收入和社会影响。他以卓尔非凡的经商头脑分析市场行情，适时屯积廉价纸张，以降低成本。更主要的是，史量才关注社会热点，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标榜。他常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强调：“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申报》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因而声誉雀起，发行量骤增。1922年11月，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到中国，他在参观《申报》馆后，称赞它是中国的《泰晤士报》。到1931年，该报日发行量增加到15万份，年利润达数10万元，销售量和影响直追当时全国最畅销的《新闻报》。1927年，他购得《时事新报》的全部产权，1929年，他又从美商福开森手中收买了《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一跃而为上海乃至中国新闻界最大的报业集团。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痛感国土沦丧，内战连结，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思想日趋激进，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转折。《申报》在他的主持下，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

       1932年1月，史量才在上海哈同路寓所中成立了“壬申俱乐部”，成员主要为爱国民族资本家及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聚会商讨对付日本侵略的对策。为了调动各界的爱国热情，史量才在王申俱乐部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成立大会上，史量才指日为誓，“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呼吁国人“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

       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史量才和宋庆龄、杨杏佛等著名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申报》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这些正义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扩大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社会影响。1932年至1933年间，史量才还创办了几项社会文化事业。其中有以俞颂华为主编的《申报月刊》，以李公朴为馆长的“申报流动图书馆”及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业余实习学校”和“申报妇女实习学校”。这些进步、带有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对中国社会作出了贡献，为抗日救亡工作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

       1934年10月，因胃病复发，史量才前往他在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疗养。11月13日傍晚，在回程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章太炎先生在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赞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

       智斗袁世凯

       意欲收买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又做起了皇帝梦，紧锣密鼓复辟帝制，组建筹安会作为推动帝制的机关，又唆使其亲信党羽杂凑成各界请愿团，要求改变国体。袁世凯深知舆论的厉害，以威逼与利诱并举，使报章为其恢复帝制宣传鼓吹。虑及东南巨埠上海的报章举足轻重，便调拨专款15万大洋，派御用文人、《亚细亚报》总经理薛大可南下行贿报界。《申报》是其收买的首选对象，因该报是沪上资深大报，发行量达万余份，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总经理史量才更是报界的名人。

       薛大可一到上海，即开始暗中活动。他有个赵姓朋友的儿子在《申报》当秘书，遂请赵秘书带口信给史量才，大意谓：只要《申报》不发表反对帝制的议论，支持袁世凯做皇帝，可给予巨额津贴。

       当时，史量才正遭受一场冤屈官司被罚大宗赔款，经济上陷于困顿境地。薛大可以为史量才正缺钱用，正可封他的口，殊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

       公开拒贿

       史量才要秘书转告薛大可：报章职责高于天，但以良心立论，不受津贴。不仅于此，他还起草了“申报馆经理部主笔房同人启”的《本馆启事》，向社会大众公开了行贿者的阴谋，以及拒绝贿买的心志。

       《本馆启事》刊登在《申报》1915年9月3日头版头条，所占位置与字体引人注目。启事开门见山，一上来就点明了刊登这份启事的原委是：“有人携款15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随之表明向来不受贿买的操守：“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手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营业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

       针对这次贿买事，史量才严正声明务必恪守的原则立场：“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益，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亦无反复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

       反对帝制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史量才在上海报业同业组织——上海日报公会会议上主张，报纸刊头不用洪宪纪年。果然，到了“洪宪元年”的1月1日，《申报》仍用民国纪元“中华民国五年”，沪上多家报纸跟着照此办理。

       日复一日，10天已过，《申报》刊头还是民国纪年而不见“洪宪”字样。袁世凯得悉后大为恼怒，敦促内务部电令沪海道尹公署查办，内中有语云：本年改洪宪元年，今查上海各报仍有沿用民国五年者，应即知照各报馆，如再沿用，不奉中央政令，即按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递

       沪海道尹公署将内务部电文抄录给上海日报公会，“希即传知各报迅即更改”。1月11日，日报公会转发给了《申报》馆。史量才大智大勇，钻了公文中“查照办理沿用民国五年者”的空子，于1月12日的刊头上，只去了“中华民国五年”，但并未调用“洪宪纪元”。并通过一则《启事》，公布了内务部电令，公告“本馆因此不再沿用。”

       到了1月24日，史量才又接到了日报公会转来的上海警察厅公函，大意谓：如不用洪宪纪元，即奉部饬停止邮递，本厅管辖地内，如3日内犹不遵改，一律禁止发卖，并将报纸没收。

       巧妙抵制

       为了报纸生存，继续发挥万民之喉舌的作用，史量才只得答应遵改，但还是玩起了“花招”。一是所加“洪宪纪年”四字的位置，在报纸名称下的第4行即西历日期、星期及旧历年、月、日之后，而原来的民国纪年在报纸名称下的第一行，十分醒目；二是原先的民国纪年字体相当于现在的小5号字，而“洪宪纪年”只相当于现在的8号字，小得如芝麻一般，连笔画都分辨不清。对此，广大读者当然心知肚明。

       相关事件

       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32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12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40年历史的《申报》（当年9月23日订约，10月20日正式移交），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他毕业于杭州蚕桑学堂，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女子学校，曾在《时报》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接触过近代报业。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民国五年（1916年）还清了张謇等在《申报》中的股款，从而使《申报》摆脱了张謇等影响。自任总经理，开始对版面内容有所改变。《申报》以采访国内外大事和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对时政不时发出批评，如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了扩大销路，史量才招罗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为他主持副刊“自由谈”，连载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小说。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申报》销路大增，史量才在报界的威望也不断提高，1927年，他又收买了《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他凭借在报界的实力，向其他产业发展，1921年，参加创办中南银行，还发起设立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他实力日增，在哈同路（今铜仁路）购买了豪宅，有花园假山，珍奇异玩，美奂美轮。

       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军阀和蒋介石，不敢公然反对，又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口舌，总要为人民说话，才站得住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坚定了爱国、民主立场。他聘请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他一改“自由谈”的面貌，聘请进步作家黎列文主持，专以发表新文艺作品，经常刊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等比较进步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申报月刊》创刊上刊载胡愈之的《动荡中之世界政治》等进步文章。他自恃《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国民党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在国民党政府有关重大政治经济举措上，常常旁敲侧击予以批评。在他同意下，《申报》还先后刊登鲁迅和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文章，并发表了几篇《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红军。他以中南银行名义，出席南京经济会议时，拒绝认购巨额债券，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时期还捐出了巨款。这些举动深为蒋介石不满。

       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学发生了殴打兼职校长段锡朋事件，当时中大校长一职虚悬近半年，经费也业积欠达半年之久，因此当行政院简派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兼代校长后，早已不满的学生以段系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向段当面质询，段则扬言捉拿为首喊打的学生，由此引起学潮，《申报》据实报道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并发表了评论文章，认为教育日益败坏，最大根源在官僚主义的侵入，并批评了国民党政府诸多政治和军事举措。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在盛怒之下，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向蒋介石举报，1932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部受蒋介石指示，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国统区，一律禁止《申报》的邮递，后经过史量才多方求助，蒋介石才解除了禁令，但要求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遭史量才拒绝。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颇为不满，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沪战结束后，上海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仍被推为会长。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为此，《申报》被蒋介石手令禁止邮递达35天之久。国民党当局任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不为笼络，虚与委蛇。

       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均无效，遂遭忌恨，直接导火索为其刊登国母文章后，蒋介石阅后批上6个红字，申报禁止邮寄，于是长达35天的停刊，随后，在与蒋的一次会面合照时，蒋威逼说：“我有100万军队”史却说：“我有100万读者”于是蒋遂下定了去除史的决心。

       1933年底，宋庆龄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议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将它翻译成中文，要求史量才设法发表，史量才虽然没在《申报》上刊登，但通过关系，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凡此种种，迫使蒋介石下了暗杀史量才的决心。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与妻儿等人由杭州回沪，在行驶至海宁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遭国民党特务枪击，不幸去世，从此，报界再无人敢与国民党抗争。

       遇难始末

       沈醉回忆说：“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根据情报，史量才将于1934年11月13日从杭州返回上海，得到消息，赵理君带着手下提前到沿线“踩点”。最终，动手的地点，选在了“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

       沈醉说：“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十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七十二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

       11月13日，史量才如期出发，赶往上海，同行的，除了史的如夫人沈秋水、沈的侄女沈丽娟以外，还有史的儿子史咏赓和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加上司机黄锦才，一共6个人。

       沈醉说：“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为史的保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他以灭口。”

       当时《申报》登出的《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记载：“三时零五分，车经海宁与杭县交界处之翁家埠大闸口，遥见有一京字七十二号一九二九年式别克汽车一辆停于路旁，车旁复站有黑衣男子六七人，态度殊为可疑。迨相距一丈余时，忽闻吹哨一声，于是在车旁之六七暴徒，均以手枪及盒子炮，向史先生之汽车迎面射击，车夫黄锦才突见祸作，急俯身避弹，脚踏煞车，车划然止，适止于暴徒站立处。时子弹纷飞，车夫已首先中弹，邓君随亦着弹。”(另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以及司机张秉午。计7人)

       沈醉接着说：“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咏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咏赓，一连发射二十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脱。”

       《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则说：“史先生知事不妙，即挟夫人公子等，自车厢逃出，夫人踣地而伤，内侄女亦伤；其公子咏赓君反身向杭州方面沿公路拔步飞奔，三匪在后追赶，开枪数十发，幸均未命中。”

       沈醉继续说：“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

       再看《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史先生则向乡间奔避，二匪从后紧追。行半里许史先生逃入一沈姓农家，一匪追踵入内，另一匪则先绕至后门守候，及史先生冲出后门，遂被该匪在足部先击一枪，时史先生犹忍痛行数步，至一个干涸之小塘旁。痛极倒地，二匪即向其头部连开二枪，一由口入脑，一由左耳穿入，遂遇害。”

       沈醉说：“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历史评价

       69年前的11月14日（1934年），当时全国最繁华城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受到致命一击——报社总经理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拦道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赵理君、惯匪李阿大等凶手枪杀，遇难时54岁。这一天，是中国新闻界的又一个黑色的纪念日。此前，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刑场遭北洋军阀杀戮，仅40岁；同年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军阀枪杀在天桥刑场，年仅52岁。

       本来，他们都可以躲过被枪杀的噩运，只要笔下留点情，不要太不顾及报纸的声誉，甚至只要“裤腰带松一松”，“送上来的金钱该收就收”，无论是《申报》，还是《京报》、《社会日报》，都会好好生活着，而且可以尽享荣华富贵。谁知，他们偏偏要做捍卫正义与监守良知的报人，偏偏不畏死，最后真的当了烈士。一个被杀了还不够，还有两个、三个勇敢者站了出来，以死报死。如果说真理是上帝的化身，那么，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上帝。这就是中国报人的骨气和勇气。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敢于献身的。1946年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大会时，发表最后一次演讲，“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我们都会像李公朴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民主是杀不完的！”

       著名的民主斗士李公朴先生，作为史量才的朋友，也是《申报》的积极加盟者。1932年，创办于1872年的《申报》超过15万份发行量，进入黄金时代。史量才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坚持“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的方针，聘请著名进步人士黄炎培做申报设计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约请鲁迅、巴金、茅盾为“自由谈”文艺作品撰稿人。

       捍卫言论自由，并不是用嘴巴随便说说就可以捍卫的，而是靠吃豹子胆才能为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在专著《报海旧闻》中写道：蒋介石对《申报》不大听话大为不满，让杜月笙随史老板来南京谈话。蒋沉下脸来直露底色：“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句被认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也为他后来被枪杀埋下了伏笔。不为权力所吓倒，不为金钱所打动，史量才的人格就是《申报》的报格，史量才的献身就是《申报》的永生。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本来，这是一句刺客的诗，今天用在被刺者身上，却令人产生一种特别的“易水寒”感觉。古往今来的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储安平们，无一不是心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夙愿，他们以行动证明，他们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的“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男子汉，大丈夫，生命若无价值，活着不如死去。

       遗憾的是，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申报》在出版77年之际，不幸于1949年5月27日停刊，一共出版25600号。此后，历史上的史量才和《申报》几乎被人淡忘了。今天，我在史量才先生遇难纪念日之际作一提醒，不是担心历史上先生的形象不够高大，而是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忘记史量才这个人。

       更遗憾的是，史量才的没有真的让《申报》永生，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以附逆为名接管《申报》，从此史量才留下的《申报》完全被国民党CC系控制。此后于1946年5月再强迫史量才之子出让51%股份给政府，然后改组申报董事会，调整报社工作机构，并由政府委派杜月笙为《申报》董事长，已创办74年的《申报》改变其民营性质，成为国民党官方报纸。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申报》遂因系国民党党产而宣布停刊。至此这份由英国人创办的中国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历时78年，发行25600号后终于也成为历史，结束了其坎坷的一生。唯1982年上海市委和市出版局做出决定，委托上海书店以影印的方式保存并出版了全套《申报》，庶可现旧中国百年之风雨，并慰史量才先生拳拳之遗怀。

       纪念

       史量才故居

       史量才故居为一座一层的砖瓦房，墙上有2000年3月原江宁县人民政府所立的一块牌匾，上书“史量才故居”五字。故居内陈列有史量才的生平事迹及政界要人为史量才所题的字。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1880年生于湖熟镇杨板桥村，原《申报》总经理，著名新闻事业家、社会活动家。史家世代务农，唯有他的父亲出外在松江县泗泾镇经营药店，他随母留在家乡。8岁丧母后随伯父生活，15岁时才同父亲在泗泾居住。史量才从小刻苦攻读，1899年应童子试考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任教。1904年他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学堂，受到上海商学各界重视，1905年参加上海学界组织的宪政研究会，与黄炎培等发起并组织成立江苏学务总会。1907年参加江浙两省绅商拒借外资保护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1912年被委任主持沪关清理处与松江盐务处工作。

       史量才1908年曾一度担任《时报》主笔。1912年借助他人的资金合作，购进我国出版最早的报纸之一《申报》，被推为总经理。从此，他抱着新闻救国的理想，以办好《申报》，作为终生事业，悉心经营，锐意改革，使《申报》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他的声望日益提高，财富也越来越多。1931年，史量才在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士的频繁接触中，爱国思想得到进一步提高。他经营的《申报》不仅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而且成为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蒋介石政府为控制上海舆论阵地，曾拉拢史量才，给他以“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荣名高位，但他坚持正义不为利用。最后，蒋介石指使戴笠派遣特务于1934年10月13日杀害了史量才。史量才生前关心家乡建设，给家乡人民很多支援。1907年他在南京发动全国务农联合会，被推为总干事。他还与江宁人士陶保晋等组织南汤山建业公司，集资购地造林，筑路凿泉。他成名后几乎每年出资援助家乡修圩、造桥、救灾、办学，为家乡人民解难济困。

       史量才墓

       史量才墓，位于西湖区双峰村积庆山马婆岭上。史量才（1880年—1934年），名家修，原籍江苏江宁，生于淞江（今上海市）。清末曾任上海《时报》主笔。1913年同张謇等购买《申报》产权，任总经理。“九一八”事变后，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团结抗日，“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任地方维持会会长，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同时在《申报》上发表宋庆龄、鲁迅、巴金、老舍等进步人士的文章，反对独裁政治。1934年11月13日在浙江海宁翁家埠，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墓建于1936年，坐北朝南，由花岗岩筑成，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墓有三个平台依山势而建。八角形墓室内放铜棺，墓上覆盖石刻檐子，翼角起翘。墓碑“史量才之墓”五字，为章太炎手笔。

       感激士的引证解释是：⒈意气激越的人。引唐高适《李云南征蛮》诗：“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亦省作“感士”。清恽敬《＜坚白石斋诗集＞序》：“今夫思妇之朝吟必长，无律吕以节之，而未尝无抗与坠也；感士之夜啸必厉，无声韵以限之，而未尝无调与格也。”。

       感激士的引证解释是：⒈意气激越的人。引唐高适《李云南征蛮》诗：“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亦省作“感士”。清恽敬《＜坚白石斋诗集＞序》：“今夫思妇之朝吟必长，无律吕以节之，而未尝无抗与坠也；感士之夜啸必厉，无声韵以限之，而未尝无调与格也。”。结构是：感(上下结构)激(左右结构)士(独体结构)。拼音是：gǎnjīshì。注音是：ㄍㄢˇㄐ一ㄕ_。

       感激士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您介绍：

       一、词语解释点此查看计划详细内容

       意气激越的人。

       二、网络解释

       感激士感激士，即意气激越的人。唐高适《李云南征蛮》诗：“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

       关于感激士的诗词

       《刘颇诗·一言感激士》

       关于感激士的诗句

       我亦感激士一言感激士遂令感激士

       关于感激士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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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感激士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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